[内容提要]卫拉特人与佛教的接触始于13世纪中期，但信仰者少，影响不大。14世纪中叶以后，藏传佛教各派逐步渗透入卫拉特社会中。1615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始入卫拉特，由于封建主的支持和咱雅班第达等高僧的弘扬，格鲁派发展迅速，很快成为卫拉特居统治地位的宗教，并被卫拉特统治者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写入著名的《卫拉特法典》之中，成为卫拉特封建主的精神支柱。
    [关 键 词]卫拉特蒙古，格鲁派，《卫拉特法典》，咱雅班第达

    一、格鲁派传入前的卫拉特佛教

    卫拉特是蒙古族的一支，系漠西蒙古的总称。蒙元时代，卫拉特人繁衍生息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成吉思汗兴起后，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被划分为四个万户。元末明初，其社会发展迅速，部众人口猛增至四万余户，领地也大有扩张。除了原来的叶尼塞河上游广大地区外，已西越阿尔泰山，扩张到额尔齐斯河上游，西南与哈密、别失八里相邻，东南进入扎布汗河流域与东蒙古（鞑靼）相接，北边与乞儿吉思为邻。[1]
    佛教早在蒙古国时期即已在蒙古人中有所传播。蒙古统治者出于巩固与稳定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1246年，蒙古阔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四祖萨班（1182～1251）在凉州会晤，藏传佛教始传入蒙古，萨班并被蒙古统治者确立为西藏各地僧俗的领袖。[2] 阔端也成为最早皈依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室成员。不过，当时藏传佛教在蒙古还远没有像后来那样居于独尊地位。在忽必烈继位之前，蒙古统治者对汉藏两地的佛教采取的是兼容并蓄政策，而居于主导地位的应为来自汉地的禅宗，如“历事太祖、太宗、宪宗、世祖，为天下禅宗之首”[3] 的海云和尚，在蒙哥（1251～1260年在位）时即受命“掌释教事”。[4]《佛祖历代通载•海云法师传》还记载了海云法师为国家祈福之事：
    乙巳（1245），奉[太宗]六皇后旨，于五台为国祈福……丁未（1247），贵由皇帝即位，颁诏命[海云]统僧，赐白金万两。师于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丙辰（1256），奉[蒙哥皇帝]圣旨，建回于昊天寺。[5]
    这就说明，在忽必烈奉佛教之前，海云法师已在朝廷多有活动，影响不小。
    此外，嵩山少林寺禅宗大师福裕亦被邀至“北庭行在”，讲经累月。[6] 蒙哥汗时期，以福裕为代表的佛教和以李志常为代表的道教互相攻击，双方都标榜自己的教义最正确。为了平息这场争论，蒙哥汗于1256年下令在和林举行御前辩论，以决胜负。结果，蒙哥汗认为：“我国家依著佛力光阐洪基，佛之圣旨敢不随奉？……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言儒门第一……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7] 宣布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取得胜利。直到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蒙古统治者的佛教信仰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他先后敕封萨迦派五祖八思巴（1235～1280）为国师、帝师，统领全国佛教，而且他本人和许多皇室贵族都纷纷皈依帝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举措将藏传佛教萨迦派很快推向极致，使其以凌驾于佛教其他各宗派之上的特殊地位而蔓延全国。
    1953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库苏古尔省阿尔布拉格县发现《释迦院碑》（又称《蒙哥汗碑》）一通。该碑立于元宪宗七年（1257），以回鹘式蒙文和汉文镌刻，系斡亦剌惕“奉佛驸马八立托”与公主为庆祝宪宗蒙哥五十大寿而特立的，以示“广兴喜舍之心……重发菩提之意”，旨在酬谢皇恩，祈佛保佑，使“国泰民安，法轮常转”。[8] 该碑的发现，证明早在13世纪中叶，卫拉特中即有佛寺释迦院存在。此外，据载，贵由汗（1246～1247年在位）的皇后海迷失是卫拉特人，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由于当时蒙哥汗推崇的是汉地禅宗，以理度之，当时卫拉特封建主接受的亦当为禅宗。《释迦院碑》的发现即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我们可以认为该寺“很可能是邀请汉僧主持建造，并由汉僧主持”。[9] 不过，在那个时代，佛教在卫拉特中的传播主要局限在贵族阶层，影响不大，普通百姓则大多信仰蒙古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故终元一代，卫拉特佛教绝少见于史书的记载。
    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在卫拉特中的发展与兴盛，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30年代，与卫拉特统治者脱欢、也先父子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初，卫拉特部开始崛起，当时其首领为猛哥帖木儿。建文四年（1402）左右，猛哥帖木儿去世，卫拉特被分为三部，由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分别领属，其中以马哈木力量最强，曾派使入明朝贡。永乐七年（1409）五月，明成祖分别封三部首领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永乐十六年（1418），脱欢继马哈木之位袭顺宁王爵。这是一个富有政治抱负的蒙古贵族，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经过连年征战，先后击灭太平和把秃孛罗所部，统一了卫拉特。接着，与脱脱不花联合，击败东蒙古北元政权中掌实权的和宁王阿鲁台，使分裂既久的东西蒙古复归于统一。脱欢本欲自立为可汗，但迫于当时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只好拥立“黄金氏族”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脱脱不花可汗充当傀儡，而自任太师。在其晚年，加强了对佛教的利用，并有意提高喇嘛在卫拉特社会中的地位，这在明朝史料中有侧面反映：
    [正统二年（1437）十二月]甲子，命瓦剌顺宁王脱欢使臣哈马剌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答兰帖木儿等指挥、千户、镇抚等官。初，哈马剌失力自陈屡来朝贡，厚蒙恩赍，乞赐名分，以便往来。行在礼部以闻，故有是命，仍赐哈马剌失力僧衣一袭，及答兰帖木儿等冠带。[10]
    [正统三年（1438）正月丙戊]，命瓦剌使臣兀思答阿里为都指挥佥事，僧人也克出脱里也为都纲，赐冠带僧衣等物。[11]
    这一记载说明，脱欢不仅信仰佛教，而且还以僧侣为使臣前往明朝，进行外交活动。明英宗对其使臣哈马剌失力一行来朝一事相当重视，厚加封赏，封哈马剌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并“赐哈马剌失力僧衣一袭”。这些记录足以证明当时佛教在卫拉特人中被抬得相当高。
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子也先继位，称太师淮王，同时也秉承了先父优恤佛教的政策。正统十一年（1446），他上书明廷，要求提高喇嘛的地位：
    瓦剌太师也先所遣朝贡灌顶国师剌麻禅全精通释教，乞大赐封号，并银印、金襕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画像、铃杵、铙鼓、缨络、海螺、咒施法食诸品物。事下礼部议。尚书胡滢等以为稽无旧例，请裁之。上曰：“朕抚御外夷，一惟祖宗成宪是式，今也先妄求，既无旧例，岂可勉徇，其勿予。”[12]
    看来，也先之请并不如其父那样来得顺利，被明政府以前无旧例可循而予以拒绝。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纠合各部众，分兵四路进攻明境。明英宗仓促应战，御驾亲征，在土木堡遭到袭击而被俘。此役使也先的势力大为扩张。也先借其余威，遂再于景泰三年（1452）重提十年前曾被明廷拒绝的要求。史载，是年十月庚申：
    又别为其国师三答失礼、番僧撤灰帖木儿等奏求僧帽、僧衣、佛像、帐房、金印、银瓶、供器等项，俱不允。[13]
    结果仍然未得应允。
    为什么父子之请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呢？究其原因，应与此时也先势力扩张过快，引起明政府的警觉与担心有关，以此之故，明政府也加强了对蒙古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的戒备，故而对藏传佛教由支持转为排斥。
    景泰四年（1453），也先袭杀傀儡可汗脱脱不花自立，称“大元田盛（天圣）可汗”。但命运乖舛，次年便被阿剌知院击杀。也先之死，导致了卫拉特政权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东西蒙古短暂统一局面的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北元王室的重新崛起。成化六年（1470），巴图蒙克被立为大汗，称达延汗。绳其祖武，经南征北战，不久又重新统一了漠北，卫拉特不得不退回西北一隅，即使如此，还不时受到东蒙古贵族的军事进攻。为了应对这种被动局面，陷于分裂的卫拉特四部：绰罗斯（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于15世纪后期，经过重新磨合，结成卫拉特联盟以对抗来自东蒙古的威胁，[14] 其中以准噶尔为首，但互不统属。
    卫拉特联盟时期，喇嘛仍然受到统治者的优遇。在《一六四○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之前形成的一部法典（学术界习称《卫拉特旧法典》）中有这样的内容：同僧侣的通奸完全不受处罚，而普通人的通奸，奸夫应交出四岁马一匹给喇嘛传令吏。这里的僧侣、喇嘛，显然指代的都是格鲁派传进以前的藏传佛教其他各派喇嘛。[15] 这也足以说明，也先死后，即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半期，藏传佛教在卫拉特中的传播还是相当广泛的。
    其后不久，西藏格鲁派即渐次传入卫拉特各部，新疆佛教的面貌也随之大为改观，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吾人固知，卫拉特是游牧民族，而佛教戒杀生、戒争斗的教义肯定会与其骑马射猎、尚勇好武的习俗存在牴牾之处。那么，卫拉特人又何以不遗余力地尊崇佛教呢？我认为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蒙元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利用藏传佛教作为精神统治的武器，故对藏传佛教极力推崇，甚至将其定为国教。卫拉特上层与元朝皇室世联婚姻，有的成为皇室的驸马，有的受到蒙古皇室的加官封爵，受其影响皈依佛门自属情理中事。二、卫拉特与沙州、罕东、赤斤三卫蒙古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也先曾“遣人伪授沙州、罕东、赤斤蒙古三卫都督喃哥等为平章等官，又擅置甘肃行省名号，意在邀结夷心”。[16] 这三卫蒙古人都是藏传佛教信徒，其统治者往往以喇嘛为使臣与卫拉特往来，“交往深密”，[17] 也促进了卫拉特封建主对佛教的接受。此外，与卫拉特关系密切的哈密及泰宁、朵颜、福余兀良哈三卫也都是藏传佛教的兴盛之地，而且都曾受到卫拉特首领也先的控制，故其佛教对卫拉特产生影响亦当情理中事。三、格鲁派倡导生死轮回、善恶相报之说，宣扬今生尊佛积善，来世可以修成正果，并宣称蒙古贵族——诺颜就是前生行善而转生成正主的，与“神”的地位相等。这些说教自然符合蒙古贵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劳苦大众之所以受贫受欺，同样也是前世行为之果，因作恶而在今生得到了恶报。此说掩盖了卫拉特社会阶级差别、贫富差别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劳动人民忍受、顺从，放弃改革现实生活的斗争，有利于稳固卫拉特封建主的统治，比蒙古人原来尊奉的萨满教更符合于统治者的需要，故而得到卫拉特封建主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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